编者按:两千年楚辞研究史昭示我们,利用出土文献是楚辞学科建设和深化的必然途径。上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首倡“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料”检验、补充“纸上之材料”。其后于省吾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科学方法,其《泽螺居楚辞新证》,运用“周代尤其是晚周的文字或文物”解决了很多先秦典籍中的训诂难题。此后,相继有学者进一步利用出土文献对楚辞展开研究,如汤炳正、何剑熏、汤漳平、周建忠、黄灵庚、刘信芳、徐广才等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楚辞,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来看,尤其是与考古发现与出土材料的丰富多彩相比,做得还远远不够,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目前利用出土文献进行楚辞研究,主要集中在字词训诂和作品诠释层面。利用出土文献解决“楚文化”研究中的疑难与困惑,从而在历史背景上推进《楚辞》研究的宏观讨论,少之甚少。《屈原世系考》一文,则着眼于作家层面,综合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传统文献、民间传说以及学术史等多种信息,通过楚文化与楚辞的双向互证,对屈原世系进行全面梳理和考证。对于屈原世系的考证,虽然有史籍记载欠缺,出土文献内容零碎,世次不明等问题,但本文不放弃任何材料和可能,搜罗爬梳、钩稽考证屈氏家族的源头,并采用由远及近的方法,考释古帝颛顼以及楚君至屈氏世系。

该文包括屈氏世系源流、屈氏与楚君之关系、屈氏形成时代楚君至楚国“立国之君”、楚国“立国之君”至楚族“感生祖先”以及楚族“感生祖先”至地域集团“古帝”等五个阶段的内容。在考释对象的选择与安排上,对屈氏之始——屈瑕受封之前的“楚祖”、“楚先”、“先王”等创业开国之君用笔较详,对屈瑕之后的楚君则从简处理。对屈氏与楚君分离之后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屈氏人物的考释,而楚君、楚国只作为屈氏人物考释的背景与参照,并逐步淡出。因为屈氏人物有明确生卒年记载的甚少,而楚君自熊勇开始有明确的在位年数,有的还有比较明确的生卒年记载。在这样的框架下考释屈氏,便于把握时代、朝代等时间背景。有别于“楚国世系”、“楚君世系”的考释,虽然用较大篇幅考释历代楚君,但研究的目标、重点及落脚点,均在“屈氏世系”的梳理与求证。由于楚王族昭、屈、景三姓均源于楚王,所以本文亦对三姓之始予以考证。除此之外,本文还对屈氏地域的位置、郢都的定都时间和范围、“堵敖”“成王”以及“邛仲嬭”的兄妹关系等问题进行考证,解决了屈原研究中的疑难问题。通过传统文献与考古发现互证的方法,考定屈氏在春秋、战国两个阶段均为楚国大姓,历久不衰,从而纠正了屈原时代“屈氏势力较弱”的说法。这些发现,对于理解屈原、理解楚辞,都有很大帮助。由此可见,楚文化与楚辞是两个密切相关、交叉叠合、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通过楚辞与楚文化双向互证,相互发明,从而突破楚辞和楚文化研究的现实困境,推进楚辞和楚文化研究的同步发展。

在考证过程中,该文采取了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例如,在考证屈氏地域的位置时,作者运用音转理论,从“甲”、“屈”通转入手,得出“甲水”、“吉水”、“夹河”为同一河的结论,为寻找屈氏封地提供了地理学线索和依据。在考辨都“郢”及其意义时,从文献和考古两个方面入手,对“郢”的定都时间以郢都的范围予以考证,为解决学术争端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考证息公的职位时,从文字角度入手,证得“息”、“鄎”实为一字,并根据《说文》对于“鄎”的解释,得出息县在战争中拥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也就决定了息公的特殊地位。除此之外,该文与出土文献紧密相连,利用二重证据法,对屈原世系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末尾附有的屈氏渊源与世系表,清晰地显示了颛顼至负刍时期的屈氏以及其职位,将所得的结论准确明白地传达给读者。该文广收博取,取精用宏,本刊特予全文刊发,以飨国内外学界同仁。


屈原世系考

 

周建忠

(南通大学 楚辞研究中心,江苏 南通  226019)

 

[关键词]  屈原;世系;楚王;三姓

[内容提要]  鉴于屈氏世系与楚国族源、楚国君王的部分叠合又逐步分离的历史因素,在“源远流长”的框架内,寻求“点”的拓宽与突破。对出土文献、传统文献中的“屈氏”家族成员,全面梳理,全力考证,不夸饰,不推理,不假设,不埋没,言必有据,持之有理。进而考述昭、屈、景三姓渊源以及“与楚王同姓”的过程。通过研究得出四点结论:第一,屈氏在春秋、战国两个阶段均为大姓,历久不衰。第二,战国三大姓昭、屈、景均源于楚王族,“与楚同姓”,昭氏源于楚昭王,屈氏源于楚武王,景氏源于楚平王。第三,屈氏家族成员往往执掌要职,建功立业,有较高社会威望;对楚国、对楚君恪守忠诚;娴于辞令,有理有节,有鲜明而强烈的传统与家风。第四,屈原时代“屈氏势力较弱”的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屈氏家族在战国时代,尤其是楚怀王时期还是职务较高、势力较大、责任较重、人数较多的,其中屈匄、屈原、屈昜都是身负国家重要职务的屈氏成员。

[中图分类号]            [文献编识码]          [文章编号]

 

 

关于屈原的世系来源,最直接、简略的材料是屈原自己的作品,其《离骚》开头即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显然这是自叙家世渊源,正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开头曰:“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火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班固《汉书·叙传》开头亦云:“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

《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与“楚之同姓”,而刘向《新序》曰:“屈原者,楚之同姓大夫。”王逸《楚辞章句》注引《帝系》曰:“颛顼娶于腾隍氏女而生老僮,是为楚先。其后熊绎事周成王,封为楚子,居于丹阳。周幽王时,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汉。其孙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与,遂僭号称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芈姓之后。楚武王子瑕食采于屈,因氏焉。屈重、屈荡、屈建、屈平,并其后。”

历代关于屈氏世系的研究,主要成果有:

宋代程公说《春秋分记》,列出春秋时屈氏族谱,(1)瑕——子边(御寇,息公子)——子朱(息公子)——子荡——子到——子建——子申——子生”;(2)屈重——屈完;(3)屈氏别氏申氏。

清代马骕《绎史》在《楚世系(下)》列有屈氏世系:(1)武王——文王——敖渚;(2)屈瑕——屈重——完——荡——屈御寇——屈朱;(3)到——建——生——伯庸——屈平;(4)——屈匄

清代陈厚耀《春秋世族谱》,基本综合以上二表[1]

清代顾栋高《春秋列国卿大夫世系表(下)》列有屈[2]

1)屈瑕——屈重——屈完——屈御寇(子边)(以上四人系未详)——屈荡(《左传·宣公十二年》)——屈到(子夕)——屈建(子木)——屈生;(2)屈御寇——屈巫臣——屈狐庸;(3)屈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屈申;(4)屈罢(系未详)

姜亮夫《史记屈原列传疏证》列出屈氏世系[3]

1)武王——文王——敖渚;(2)武王——屈瑕——屈重——屈完——屈荡——屈到——屈建——屈生——伯庸——屈平;(3)屈瑕——                                       屈御寇;(4)屈荡——屈荡——屈申;(5)屈生——屈匄

何光岳有《屈氏世系表》[4]

1)屈瑕(莫敖)——屈重——屈完;(2)屈重——屈御寇(息公子边)——屈子赤角(大夫)——屈荡(叔沱)——屈到——屈建——屈生——屈罢——屈春——屈固……屈宜恤……屈伯庸——屈原——屈南氏;(3)屈御寇——屈朱(息公子朱、大夫);(4)屈荡——屈乘——子乘氏;(5)屈荡——屈巫臣(申公)——屈狐庸(吴行人);(6)屈春——屈庐;(7)屈宜恤……屈匄(大将军)——屈署(子良,上柱国);(8)屈宜恤……屈盖

在当代楚辞研究中,赵逵夫是比较多关注这一课题的知名学者,曾经考释湖北随县涢阳出土的铜簠铭文,以为“赤角”即屈御寇之子子朱的名[5],这一结论为考古学界所接受,刘彬徽研究楚系青铜器,即采用、肯定此说[6]。赵氏著作《屈原与他的时代》对此亦有专题研究[7],题为《屈氏世系与屈原思想的形成》,分为《屈氏世系研究回顾》、《西周与春秋的屈氏世系》、《列国时屈氏之徙于他国者》、《战国时代的屈氏》四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已公开发表[8]),论之尤详,不仅利用包山楚简、长沙铜量铭文等出土文字资料,对屈氏世系的考察、排列多出不少人物,而且找出了屈原的祖父屈宜臼、屈原的父亲屈昜。如果这一成果能够成立,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应该高度肯定赵逵夫的学术勇气与研究进展,但面对种种历史困难,也不能操之过急,郭维森的观点就比较容易接受:“赵逵夫以1975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楚屈子赤角簠’为据,考证屈子赤角即息公子朱,其说似可成立。然而史籍记载欠缺,世次不明。关于屈原先世,我们现在还只能识其大概。”[9]的确,对于屈原世系,我们的困难是:史籍记载欠缺;出土资料无直接内容,而且比较零碎;世次不明。我们只能在“大概”的基础上逐步细化。我们的原则是:第一,不放弃任何材料与可能;第二,适可而止,宁缺勿滥;第三,在“源”的追寻上,保证足够的长度;在“流”的追踪上,不仅不能保证宽度,而且会出现“断流”与“盲区”。

显然,关于屈氏世系的考释,与楚国族源、楚国君王的考释还有所叠合,从而构成以下五个阶段的内容:一、屈氏世系源流;二、屈氏与楚君之关系;三、屈氏形成时代楚君至楚国“立国之君”;四、楚国“立国之君”至楚族“感生祖先”;五、楚族“感生祖先”至地域集团“古帝”。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将采用由远及近的方法,对古帝颛顼、以及楚君至屈氏世系,进行考释。

鉴于屈氏世系与楚国族源、楚国君王的部分叠合与逐步分离的历史原因,本文对考释对象的选择与安排是:第一,对屈氏之始——屈瑕受封之前的“楚祖”、“楚先”、“先王”等创业开国之君用笔较详,对屈瑕之后的楚君则从简处理。第二,对屈氏与楚君分离之后的研究,主要侧重屈氏人物的考释,而楚君、楚国只作为屈氏人物考释的背景与参照,并逐步淡出。因为屈氏人物有明确生卒年记载的甚少,而楚君自熊勇开始有明确的在位年数,有的还有比较明确的生卒年记载。在这样的框架下考释屈氏,便于把握时代、朝代等时间背景。第三,有别于“楚国世系”、“楚君世系”的考释,虽然用较大篇幅考释历代楚君,但研究的目标、重点及落脚点,均在“屈氏世系”的梳理与求证,所以没有对历代楚君一一考证。凡是被立目考证的楚君,基本上出于以下两个因素:与屈氏渊源、屈氏活动、屈原作品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考古发现的新材料或旁证材料。第四,楚王族昭、屈、景三姓均源于楚王,所以亦对三姓之始予以考证。

 

一、颛顼

《尚书正义序》:“《大戴礼·帝系》及《五帝本纪》皆出于《世本》。”但《史记》又不完全局限于《世本》,所以本文的考述主要以《史记》为主要线索,酌参其他记载与考古发现,力求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子孙,昌意之子也。”《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杜预注曰:“卫,今濮阳县,昔帝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吕氏春秋》“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则云颛顼部落的原始居地为若水,在今之河南中部如周新郑一带[10]。《古本竹书纪年》“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

案:姜亮夫先生以为,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其中部八行(李学勤定名为《四时》[11])开头一句释为:“曰故能(熊)電(祖)出自喘(顓)(頊)居于”。以为颛顼为楚民族之宗神[12]

饶宗颐先生虽不同意姜氏的断句与释读,但认为姜氏的断句释读有据:“《楚世家》云:‘楚先祖出自颛顼。’《风俗通·六国篇》:‘楚之先,出自帝颛顼。’若以‘出’字属下读则同此。近姜亮夫读此句为‘出自耑’,谓即颛顼[13]

案:饶氏释9、10二字与姜氏不同,为“”,但又认为,,从雨走声,自可读为,《御览·皇王部》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母曰任似,有蟜氏女。”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殆即有蟜氏[14]根据饶氏《楚帛书文字新临写本附释文》[15],我们不采用姜说,但饶氏之释,则由颛顼追溯到黄帝、黄帝之母有蟜氏,同样有利于对楚族渊源的探索。

 

二、老童

《史记·楚世家》:“高阳生称,称生卷章。”《索隐》:“卷章名老童。”谯周曰:“老童即卷章。”

大戴礼·帝系篇颛顼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氏,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籛,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妘)郐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季连者,楚氏也。”

案:包山二号楚墓竹简217:“禱楚先老僮、祝(融)、酓各一牂。[16]刘彬徽等考释为:“老僮,楚人先祖之一”,即卷章、老童[17]。据考证,包山二号墓主为“邵”,官职为左尹,在楚怀王时期主管司法工作,等级身分为“大夫”,下葬于公元前316年楚历六月二十五日[18]。根据简文记载,墓主生前曾多次祷邵(昭)王,每次都排列在首位,用牲均为”,按照先秦时期以王号为后代之氏的习惯,楚邵(昭)王应为邵(昭)这一支的始祖[19]。由邵追溯到楚昭王,再追溯到楚先老童,亦可旁证屈原“与楚王同姓”的世系渊源。

又,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竹简亦有类似内容:

M1120先老、祝

M1121酓各一牂

M1122 先老 

M1123: 各一

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认为,120号、121号二简字体相近,121号简是简首,疑120号简是简尾,参照123号简,其下尚缺一“”字。应连读为“[楚]先老、祝[]、酓各一牂[20]。该墓简文中”的名字出现14处,其中10处是“为固贞”、3处是“为”、1处是“为”,说明墓主为固。M188、110、111有“聖王、”,望M1109又称“聖王、”。案:”字从“心”“卲”声,不见字书。“卲”本从“刀”得声,古音与“悼”极近,“”当即“悼”字异体[21]。又,鄂君启节有“集尹”、“大司马卲阳”,“”即悼氏;“卲”即“昭氏”。鉴此,望M188、110、111、109是记载墓主祭祀楚国先王楚声王、楚悼王的。陈振裕先生则以为,固是以悼为氏的楚国王族,是楚悼王的曾孙[22]

从墓主固祭祀对象来看,他不仅祭祀柬(简)大王、聖(声)(桓)王、王(即楚简王、楚声王、楚悼王)等先王,还祭祀东公、王孙等先君[23]。这一制度对我们研究屈原世系颇有价值,因为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竹简记载,墓主番(潘)虽然位至邸阳君,但在祭祀祖先时只祭祀先君章公、惠公等,没有祭祀楚国先王[2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只有王族的人在祭祀祖先时才能祭祀楚国先王。望山一号楚墓墓主固、包山二号楚墓墓主邵,都是楚国王族。第二,而屈原自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史记》说他“与楚王同姓”,是真实可信的。屈原、邵(昭)(悼)固,均来自王族,与楚王同姓,又分别以屈为氏、以昭为氏、以悼为氏的。是包山二号楚墓、望山一号楚墓的发掘,为屈原世系渊源找到了实证。

 

三、祝融

1.祝融即重黎、吴回

《史记·楚世家》:“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徐广注引世本亦云:“老童生重黎及吴回。

《山海经·大荒西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

《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云:祝融,颛顼之孙,老童之子吴回也。一名黎,为高辛氏火正,号为祝融。

2.祝融为“火正”、“火神”

《国语·郑语》:“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火正曰祝融,颛顼氏有子曰犂,为祝融。”

屈原《远游》: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览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跸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洪兴祖《楚辞补注》引《山海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火神也。”

3.祝融为“楚之远祖”

1)《国语·郑语》“祝融……其后八姓……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2)《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夔子国乃芈姓楚人的旁支,夔以不祀祝融开罪于楚,足见祝融确为“楚之远祖”(杜预注)。

3)包山二号楚墓墓主、望山一号墓主竹简记载祭祀祖先三人,其二为“祝融”(详上)。《集韵》:“融,籀作”,则说明“”即“融”字。

4)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四时》:“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饶宗颐据《潜夫论·五德志》“炎帝神农氏,代伏羲氏”,以为战国以来,言月令者并以祝融配炎帝以为其佐。《吕览·仲夏纪》、《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训》皆同[25]。同时提出,帛书以代表夏五月之神像为三首神祝融,当正南之位,是为楚先祖,故得以南为上[26]

4.祝融即屈原远祖“伯庸”

刘向《九叹·逢纷伊伯庸之末胄兮,谅皇直之屈原”,是刘向以伯庸为屈原之远祖。王闿运《楚辞释》曰:“皇考,大夫祖庙之名,即太祖也。伯庸,屈氏受姓之祖。”又,《九叹·愍命》又云“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贤。情纯洁而罔秽兮,姿盛质而无愆。放佞人与谄谀兮,斥谗夫与便嬖。亲忠正之悃诚兮,招贞良与明智。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其若渊。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诚原藏而不可迁。逐下袟于后堂兮,迎虙妃于伊雒。刜谗贼于中廇兮,选吕管于榛薄。丛林之下无怨士兮,江河之畔无隐夫。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伊皋之伦以充庐。”闻一多《离骚解诂》:“据此,则原之‘皇考’,又似楚先王之显赫者。夫原为楚同姓,楚之先王即原之远祖,固宜”;“《诗经·周颂·雝篇》,鲁韩毛三家皆以为缔大祖之乐章,而诗曰‘假哉皇考’,此古称太祖为皇考之明证。以彼例此,则《离骚》之‘皇考’当即楚之太祖”[27]

饶宗颐《楚辞地理考》上卷曰:“‘皇考’即‘太祖’,原与楚同姓,则原之皇考,当亦楚之太祖,诚无疑也。伯庸者何人,以予考之其殆祝融乎!”“是融盖楚先。其名本单称曰融。‘融’‘庸’音同。字通,《路史·后纪》(四)‘祝融’,字正作‘祝庸’。‘伯’者,爵名,庸之‘伯庸’,犹‘鲧’之称‘伯鲧’,禹之称‘伯禹’。‘伯’字于古当训大。”案,祝,古训“始”、“大”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贾逵注:“祝,甚也;融,明也。”《史记》注引虞翻曰:“祝,大也;融,明也。”又引韦昭曰:“祝,始也。”[28]王光镐亦持此说:《诗经·周颂·雝》“假哉皇考,绥予孝子”,此诗所言“缔大祖也”,是知皇考可用以代指高祖。至于伯庸之“伯”,训长,与“祝”的含有始、大之义亦通[29]

案: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十云:“庸与融同。”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竹简有简文:“[楚]先老、祝[]、酓各一牂”。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认为,“”,长沙楚帛书祝融之“融”亦作“”。“”从“童”声,“”从声旁读为“墉”。“墉”、“融”音近古通[30]。另,《小克鼎》铭文“克乍朕皇且釐季宝彝”,《大克鼎》铭文“用乍朕文且师华父宝”,“皇且(祖)”当为远祖,“文且(祖)”则为祖父。陈直云:“皇祖当为远祖之称,与皇考正同[31]”亦可佐证。

综上可见,“祝融”是传说中帝喾的火正、商民族崇拜的火神[32],继而成为楚民族的先祖,而成为楚民族所奉祀的对象。祝融,又称“伯庸”,是屈原、(悼)固、邵(昭)值得自豪的楚国先祖之一。

 

四、陆终

《史记·楚世家》:“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王称昆吾为“昔我皇祖伯父”,昆吾乃陆终长子,季连之兄。楚人视昆吾为“皇祖伯父”,则视季连为“皇祖父”,而以陆终为“皇太祖”。

案:《邾公锺》铭文首句云“陆之孙”,“陆”,王国维《邾公锺跋》:字从声。……以声类求之,当是螽,陆螽即陆终也。”[33]李学勤《谈“祝融八姓”》亦从此说[34]。邾,春秋时曹姓小国,《国语·郑语》韦昭注:“陆终弟(第)五子曰安,为曹姓,封于邹。”邹即邾,都城故址在今山东邹县附近。案:《说文》:“邾,江夏县。”陈直以为,今传世各邾器,写作“邾”者,仅有《邾公锺》一器,疑为江夏之邾所作,亦自称为陆终之孙,字体偏长,近于楚体[35]。其说可参。

 

五、季连

《史记·楚世家》:“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史记·楚世家》“索隐”注引《世本》云,“陆终娶鬼方氏妹,曰女嬇。陆终子,六曰季连,是为芈姓。季连者,楚是。”宋衷注:“季连,名也,芈姓所出,楚之先。”

大戴礼·帝系篇“吴回氏产陆终氏,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籛,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妘)郐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季连者,楚氏也。”《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说明楚人承认自陆终至季连的世系,而以昆吾为“皇祖伯父”,而视季连为“皇祖父”。

《路史·后纪》(八):“伯禹定荆州,季芈实居其地,生附叙,始封于熊,故其子为穴熊,季芈即季连,芈姓也。”季连,乃荆楚之始祖。芈,又作“嬭”,金文《楚季苟盘》、《楚屈子赤角簠》、《曾侯簠》、《曾孟嬭谏盆》作”,《楚王锺》、《王子申盏盂》作“嬭”。可知在春秋末以前,楚人或别国人均写为“”或“嬭”。“嬭”,简写为“妳”。据夏人姒姓、周人姬姓可知,楚人应为妳姓,之所以又作或径称“芈”,显然与季连母亲羌族的羊图腾有关。《说文》:“芈,羊鸣也,从羊象声气上出与牟同意。”《史记·楚世家》索隐:“芈音弥是反。芈,羊声也。”季连母亲为鬼方氏女嬇,鬼方,《世本》宋衷注云:“于汉则先令羌是也。”据《后汉书·西羌传》、《通典·边防·西戎》,均以“鬼方”属西羌。《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据《艺文类聚》引《帝王世纪》云:“颛顼高阳氏,黄帝子孙、昌意之子,姬姓也。”因此,季连之芈姓不是承袭父系而来,而是出自他的母系。《周易·既济》第九三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即殷王武丁之号。《殷虚文字甲编》第二六二曰:“戊戍卜有伐芈”,而不见伐鬼方之事,说明楚之母族的鬼方氏,可能就是芈姓[36]

 

六、鬻熊

《史记·楚世家》:“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杜预注曰:“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孙。”又通过后之楚君熊通之口突出鬻熊:“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此“先”,当为楚立国之先[37]。周原甲骨第4号卜甲卜辞为:

其微、楚

,师

代受

有人认为,此处卜辞当即记“鬻熊子事文王”之事[38]。但这里的“师”,并非“师长”之意,只能是周的内服臣属[39]

《史记·孔子世家》曰:“楚之祖封于周”;《汉书·艺文志》曰:“《鬻子》二十二篇,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这儿的“楚祖”,即楚国的开国之祖。《左传·昭公九年》载:“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说明武王克商时已有“楚”。

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文王时,“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周本纪》集解引刘向《别录》曰:“鬻子名熊,封于楚。”《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左传·昭公十二年》曰:“若敖、蚡冒至于武王,士不过同。”杜预注:“方百里为一同。”案:《史记·楚世家》称鬻熊为“鬻熊子”,《周本纪》径称鬻熊为“鬻子”。

周初周原甲骨文H11:83:

曰今秋

楚子来告

顾铁符认为,“楚子”指“鬻熊”;“楚子来告”就是鬻熊投奔西周的原始记录[40]。而李玉洁引卜辞为:

曰今秋

楚子来告

父后

亦释“楚子”为鬻熊,而释“父后”之“父”指周文王尚未称王之时的称呼,或为“西伯”,或为“父”[41]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商代已有“楚”,但未建国;第二,周初楚始建国,鬻熊为“殷末周初第一代楚君”,“在楚史上地位略相当于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42]。第三,鬻熊已有独立居地,《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阳”,也有一定的疆域,《墨子·非攻》(下)曰“昔者熊丽始封(此据毕沅校注,原文为“讨”,毕沅改为“封”)此雎山之间 [43],熊丽为鬻熊之子。但范围很小,仅“号为子男五十里”。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载“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说明楚人自以“鬻熊”为开国之祖。包山二号楚墓竹简217:“禱楚先老僮、祝(融)、酓各一牂[44],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竹简120、121、122、123可连读为:“[楚]先老、祝[]、酓各一牂。[45]据李学勤考证:”即“鬻熊”[46],由此即可证明:鬻熊正是以楚的开国之君的特殊身份,在后代居然享受与祖先老童、祝融同等祭祀的待遇!

又,楚君以熊为氏也是从鬻熊开始的。尽管季连之孙即称“穴熊”,但穴熊的后代尚未继名为熊,《太平御览》引《世本》载“季连产附祖氏,附祖氏产穴熊,九世至于渠娄”。而鬻熊以后的继君则基本上“以熊为氏”,据何光岳统计,自穴熊至熊元止,共传46主,以熊为名、为氏的29主,占66%[47]。岑仲勉《楚为东方民族辨》提出:“‘熊’也就是‘王’,……北方认‘熊’为兽之长。”[48]胡光炜认为:金文“酓”从酉从今,从声求之,当读为楚氏之熊。熊读入喻纽,酓读入影纽,古读清浊不分,于声至近[49]。而《诅楚文》云:“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辠(罪)”,作“熊”而不作“酓”,与《史记》相合。陈直指出:《左传·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羊传》、《穀梁传》皆作“倾熊”,前人多误以为一名一字。实则“倾熊”即“敬嬴”之转音,“敬”为谥法,“嬴”为名。盖“熊”古音读为于陵切,在楚器上,“”字与“嬴”字声相近,故又转变为“熊”字[50]

至于马承源提出,“鬻熊”为“祝融”的音转;“酓”、“熊”均系“融”字的音转[51],过于直接,尚待论证。而陈直的“酓”、“嬴”、“熊”通转说,有理有据,能够成立。又,《说文》“鬻,米声。”钱穆以为,古音“麋”,与“芈”音同,则“芈”即“鬻”也[52]。鉴此,“鬻熊”之“鬻”,则为楚姓,与“”、“妳”、“芈”相通。

 

七、熊绎

《史记·楚世家》曰:“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案:上节已论楚国的始封君为“鬻熊”,“鬻熊”为楚国的奠基、创业、开国之君,主要根据有:《周本纪》径称鬻熊为“鬻子”,《汉书·艺文志》曰:“(鬻熊)周封为楚祖。”而《楚世家》则云“熊绎”为始封君,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与上述结论产生矛盾而形成两说:持“鬻熊”说者,有王光镐[53]、孙重恩[54],以“鬻熊”为楚的开国之祖;持“熊绎”说者,有张正明[55]“鬻熊奠基,熊绎受封”,“熊绎才是名副其实的开国者”,但又承认,鬻熊子“熊丽虽未受封为国君,确可能已自立为国君了”。

其实,两说并不矛盾,“鬻熊”在文王时始受封,而成王时对“文、武勤劳之”——“熊绎”的加封。《汉书·地理志》“楚地”载:“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模糊言之,鬻熊、熊绎皆为楚国开国创业之君;具体言之,则“鬻熊”为开国之祖,“熊绎”为加封之君。正如梁玉绳《史记志疑》曰:“丽是绎祖,雎为楚望。然则绎之前已建楚国于楚地,成王盖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绎始有国耳。”由于熊绎的加封,楚君已由随王左右的臣属,变为周天子统治下的外服诸侯,楚君与周天子的关系则有个人间的君臣隶属关系,转变为诸侯与王朝的关系。《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右尹子革答楚灵王问云:“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鬻熊、熊绎的艰难创业,颇得后代之敬仰,“鬻熊”被楚人祀为“楚祖”、“吾先”;“熊绎”被楚人尊为“先王”或“先公”。

案:包山二号楚墓竹简则提供了实证:简217“禱楚先老僮、祝(融)、酓各一牂[56],简246“(荆)王,自酓绎以庚武王,五牛、五豕[57]

王,即荆王、楚王。酓绎即熊绎。武王即楚武王熊通,前740-前690年在位。 同是包山楚简,墓主左尹邵“鬻熊”为“楚先”,称“熊绎”为“荆王(楚王)”,区别很清楚。而且,二者还是两个阶段的临界点:“鬻熊”为“楚先”之末,“熊绎”为“楚王”之首。所以传世文献有些矛盾、有些学者有所争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包山楚墓的发掘,包山楚简的整理,为这一争议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又,楚之创业史,对后代之影响还是很大的。如屈原《天问》曰:“伏匿穴处,爰何云?”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则引《左传·昭公十二年》这段记载以释之:“此历叙楚开国之先君,见楚之可有为也。《左传》:楚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又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所谓伏匿穴处也。云,称也,言楚之先虽僻陋,而世有贤君。”[58]屈原《离骚》曰:“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戴震《屈原赋注》云:“三后为楚之先君贤而昭显者,故径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今未闻,在楚言楚,其熊绎、若敖、蚡冒三君乎?”[59] 

 

八、熊渠

《史记·楚世家》曰:“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熊生熊胜,熊胜以其弟熊杨为后。熊杨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罗运环认为,“不与中国之号谥”,则是指“熊渠”封其三子为王,而自封为“敖”;所以,楚君始称敖者不是熊仪,而是熊渠[60]

又,《史记·龟策列传》曰:“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门。”这儿的“雄渠”当即“熊渠”。羿、门均以善射著称,那么,熊渠亦以善射与之齐名。《新序·杂事》(四)所载熊渠射石饮羽的传说,至少反映了熊渠善射的特长与尚武的精神。而1959年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收集到一件铜器“楚公”,一般认为,此器与传世器“楚公”为同一人所作,即“楚公”。案:周初封楚为子,但楚君自称并不是子;自楚武王开始,楚君自称为王。铭文“楚公”,则是楚称王以前国君的自号。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认为“”从爪从家,当读为“家”[61]。张亚初提出,楚公(家)就是文献上的楚公熊渠。家、渠声韵相同或相近,家是鱼部见纽字,渠是鱼部群纽字,可以通转[62]。案:荆门包山二号楚墓竹简也有”,绎其前后文意,确为“家”字[63]。此戈的发现,不仅印证了楚公熊渠的尚武精神,而且也反映了楚国的开放视野与冶铸技术,此戈的形式是对巴蜀戈的仿造,而且制作精良,文饰华丽怪异,对于楚国兵器的研究,亦极有意义。此外,楚公戈的时代为西周中晚期,是已知年代最早的一件楚国铜器、一件珍品,值得重视。

 

九、熊咢

案:文献记载楚君在位的年数,始于熊勇(前847-前838年在位),故以下各位楚君考释则注明在位年代及年数。

熊咢,公元前779-前791年在位,凡九年。《史记·楚世家》曰:“(熊徇)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案:《楚公逆钟》铭文云:“唯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作大雷鎛。”逆,孙怡让指出:咢与逆同从屰得声,楚公逆就是熊咢。“大雷鎛”是指熊咢自己铸造大声如雷鸣之鎛钟。又,此器原称“楚公逆鎛”,高至喜《论商周铜鎛》指出,“从目前所见所有西周铜鎛钲间尚未形成”,“所谓楚公逆鎛的铭文原来应是从一件西周晚期的楚国甬钟上摹拓下来的”,故应正名为楚公逆钟[64]

 

十、楚武王熊通~屈瑕、屈重

1.熊通

熊通,公元前740-前690年在位,凡51年。自立为“武王”,史称“楚武王”。

《史记·楚世家》曰:“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鄙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

据《今本竹书纪年》周平王三十年、三十六年,“楚人侵申”、吕、许;《左传·桓公二年》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以上两条材料均说明楚人试图突破中原门户、“欲以观中国之政”,但并未达到目的。继而向汉东发展,“汉东之国随为大”(《左传·桓公六年》斗伯比之言),于前706年开始“伐随”,通过伐权、随、鄾、邓、郧、绞、罗等军事活动,征服了汉东诸国,终于“得志于汉东”(《左传·桓公六年》斗伯比之言)。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云:“(楚)武王始为军政。”此云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在楚武王之世形成,而在桓公十一年楚设莫敖官职之前,君臣均无确切名分[65]

张正明高度评价了楚武王的历史贡献,列举了楚武王留下的政治遗产:“有清朗而安宁的江汉平原”,“有一套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还有为北上中原而建立的两个前哨”(指“鄀”、“蓼”),尤为可贵的是“发愤图强的锐志和领导标新的勇气”[66]

案:包山二号楚墓竹简则提供了实证:简217“禱楚先老僮、祝(融)、酓各一牂[67],简246“(荆)王,自酓绎以庚武王,五牛、五豕[68]王,即荆王、楚王。“酓绎”即熊绎。“武王”即熊通。楚国贵族祭祖时,不仅祭祀“楚祖”、“楚先”老童、祝融、鬻熊;又祭祀“先王”熊绎、熊通,以表达后人对“先王”创业强国的缅怀。

2.“以邑为氏”——屈氏家族的光辉起点

王逸《楚辞章句》注《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句云:“高阳,颛顼有天下之号也。《帝系》曰:‘颛顼娶于腾隍氏女而生老僮,是为楚先。其后熊绎事周成王,封为楚子,居于丹阳。周幽王时,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汉。其孙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与,遂僭号称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69]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义》曰:“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此句有脱文,王逸原句为:“(楚武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

又,洪兴祖《楚辞补注》引《元和姓纂》曰:“屈,楚公族芈姓之后。楚武王子瑕食采于屈,因氏焉。屈重、屈荡、屈平,并其后。[70] 

案:屈氏始于屈瑕,原因有两说:王逸“受屈为客卿”、《元和姓纂》“食采于屈”,因“客卿”往往授予他姓,故学界尝以“食采于屈”为确。然据《史记正义》引王逸语,为“受屈为卿”,无“客”字。此应从《正义》本,王逸古注应无“客”字,“受屈为卿,因以为氏”可能更接近历史原貌。但王逸之说,源于何处,则至今无考。司马迁《史记》一书均不涉及此事,《屈原贾生列传》介绍屈原世系仅“楚之同姓”四字。或因为屈瑕、屈重、屈完、屈荡、屈到、屈建、屈生世代相承,任莫敖之职。又,张正明提出:“旧注或谓屈瑕乃武王之子,纯属猜测,不足为据。”然张氏称“武王封公子瑕于屈[71],亦不知何据?

其实,楚国贵族昭、屈、景三家,均与楚王同姓,《庄子·庚桑楚》曰:“是三者虽异,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关于“是三者虽异,公族也。”刘凤苞《南华雪心编》云:“三样境界,皆能以道为大宗,比之于公族,异派同源。”关于“昭景”“甲氏”,王应麟《困学纪闻》曰:“王逸注《楚辞》自序云:‘屈原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释文》云:‘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即屈氏欤?”范耕研《庄子诂义》曰:“未闻别有甲氏,亦无甲邑。甲,盖即‘屈’之借。甲、屈,双声通借。屈,正是封邑也。”关于“非一也”,宣颖《南华经解》云:“三族之著氏各别,然皆为楚公族,无二本也。”[72] 

姜亮夫指出,“昭为楚昭王之后,受姓于昭,世系相承,不别为宗,故曰著戴,戴者戴其首也。景氏之先无可考,以《庄子》之意度之,亦楚封君之后也。至甲氏当即屈氏,甲、屈古双声,又鱼、麻韵近之通转也。考屈氏,乃楚武王子封于屈瑕之后,以封为氏,故曰著封也。此三姓见于战国最早之说,惜以字误晦矣”[73]。姜氏并列举三姓之代表性人物,如屈氏:将军屈完、屈固、大将军屈匄、屈庐、屈宜臼、屈春;昭氏:柱国昭阳、昭睢、昭奚恤、昭鱼、昭鲤、昭常;景氏:将军景缺、将军景阳、景快、景翠、景差、景含鑪。

案:屈氏乃“以邑为氏”(郑樵《通志·氏族略》),陆德明《释文》“甲氏”即“屈氏”的推测,先后得到不少学者采用及论证,马叙伦《庄子义征》第二十三卷云:“甲借为屈,音同见纽。”[74]范耕研《庄子诂义》云:“甲,盖即‘屈’之借。甲、屈,双声通借。屈,正是封邑也。”[75]郭沫若《屈原研究》云:“甲氏就是屈氏,说它是音变固可以,说它是字误也未尝不可以。”[76]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亦持此说(详上)。张正明进而指出,“楚国真正的封邑或称赏邑,始于武王封公子瑕于屈。先前的楚国贵族只是以祖居之地为氏,不曾以封赏之地为氏”[77]

至于屈氏地域,至今未详何处,似应从“甲”“屈”通转入手。《汉书·地理志(上)》曰:弘农郡“上雒……又有甲水,出秦领山,东南至锡入沔”。《水经注》卷十一曰:“甲水出秦领山,东南流迳金井城南,又东迳上庸郡北。……又东,右入汉水。”《大清一统志》曰:“甲水……又东入湖北郧阳府郧西县入于汉。一名吉水,亦名甲河。”赵逵夫认为,在春秋时甲水是由锡穴流入汉水的。同夏水流入汉水之后古人称汉夏合流为夏水一样,甲水入汉之后,锡穴以东有一段当是也叫做甲水。今甲水流入汉水的地方叫夹河。“吉”、“夹”为见纽字,与“甲”双声。“甲”、“夹”古韵同属叶部。此三字皆一音之转[78]。由于“甲”、“屈”双声通借,则“甲水”、“吉水”、“夹河”之称,就为我们寻找屈氏封地提供了地理学线索与依据。

3.屈瑕事迹及其传统

屈瑕事迹见《左传》桓公十一年至十三年。楚武王时任莫敖。屈瑕为楚国开疆拓土作出过重要贡献,比如楚武王四十年(前701)打败郧(湖北安陆县一带)师于蒲骚,破郧、随、绞、州、蓼联合伐楚之谋,并与贰(湖北应城县境)、轸(湖北应城县西)结盟。楚武王四十一年(前700)奉命伐绞(湖北郧县西北),大败绞人,强迫绞人订立城下之盟。但也有曲折,楚武王四十二年(前699),屈瑕奉命攻打罗国(今湖北宜城县西二十里有罗川城),由于屈瑕傲慢轻敌,罗与卢戎(湖北襄樊西南)联合攻打楚国,楚军大败,屈瑕自缢于荒谷。“屈瑕自缢”对楚国将领、对屈氏家族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屈瑕的自缢开创了楚国统帅以死殉职、以死谢罪的先例,楚国的元帅如有覆军之败,往往自尽,正是从屈瑕开始的。如城濮之战楚国失败,令尹子玉自缢于方城之外;鄢陵之战因中军统帅司马子反醉酒误事招致失败,子反自杀身亡;楚康王时令尹子囊因吴师势强退军,伏剑而死;楚平王时,吴人潜入边境,取被贬的太子建之母而去,司马薳越自承失职,自缢而死。这一自杀传统,既是楚人蛮性的遗留,也是体现了对国家、对楚王负责的精神[79]。就屈氏家族而言,屈瑕对国家负责的精神,激励了历代屈氏家族优秀人物的人生选择,也潜在制约与影响了屈原英雄末路任石沉河的悲剧结局。

又,屈重,事迹见《左传》庄公四年。继屈瑕后,任莫敖。高士奇《左传姓名考》:“屈重,屈瑕子。”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亦云:“此屈重当系屈瑕之子。”案:虽然屈氏历代多有任莫敖之职者,其职能与权限在不同的时期是有很大区别的。屈瑕首任莫敖,主持楚国的军事与外交,可领兵作战,受王命参与盟会。但楚武王为了有利于君权的集中和行使,在最后几年建立了可随时任命与撤换的令尹制,而令尹的权利在莫敖之上[80]。至楚武王五十一年(前690年)楚武王伐随,随同的是令尹鬥祁、莫敖屈重。而武王卒于军,秘不发丧。“令尹鬥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左传·庄公四年》)童书业尝曰:“春秋初年楚武之时,楚之执政者为莫敖”,“春秋中叶以后莫敖降到令尹、右尹及大左右司马之下,此盖亦反映社会制度之渐变”[81]。至楚康王时(前559-前545),莫敖屈到,已经名列令尹、右尹、大司马、右司马、左司马之后了(《左传·襄公十五年》)。

4.都“郢”考辨及其意义

一说是文王始都郢,依据是《史记·楚世家》曰:“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汉书·地理志》云:“江陵故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二是武王徙郢说。《世本·居》曰:“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杜预《春秋释例·氏族谱》曰:“(楚)武王居郢。”清代宋翔凤有《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认为武王先迁郢,“然后得志于汉东”,迁郢时间为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06)“侵随”以前[82]。石泉考定楚武王统治的最后十年已经都“郢”,时间为楚武王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初(前703~前699)之间[83]

其实二者并不矛盾,“都郢”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过程,《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梁玉绳《史记志疑·楚世家》引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曰:“《左》昭二十三年沈尹戍曰:‘若敖、蚡冒至于武、文犹不城郢’,则居郢并不始于武王,疑数世经营,至武文始定耳。”“数世经营”,“武文始定”,可能更接近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郢都的经营始于若敖,武王晚年实际居郢,文王即位后正式定都郢。

关于郢都的范围,亦有不同意见。一是认为湖北宜城县楚皇城[84];二是认为湖北江陵。我们比较倾向“江陵”说,因为有文献与考古两方面的依据。从文献记载来说,《汉书·地理志》曰:“故楚郢者,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后九世平王城之,后十世秦拔我郢。”《左传·桓公二年》杜预注:“楚,楚国,南郡江陵县北纪南城也。”《史记·楚世家》“索隐”云:“楚郢都今江陵县北纪南城是,平王更城郢,今江陵东北故郢城是。”《括地志》曰:“纪南故城在江陵县北十五里,平王更城郢在江陵县东北六里故郢城是也。”再从考古发掘来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表明,江陵纪南城遗址内已发现小城遗迹;三十号台基的早期建筑可能为春秋时期;西垣北边门下压有春秋晚期痕迹;城外有春秋时期大量墓葬等[85]。云梦秦简中有“别书江陵,布以邮行”[86],说明江陵属秦之南郡。1975年纪南城内凤凰山西汉初年的M168出土的竹牍有“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的记载[87]20世纪90年代初,纪南城东垣外约100米处发掘的西汉早期高台十八号墓中,有一块墨书“江陵丞印”的木牍[88],均说明秦汉时期的江陵就是文献中的“江陵”,所以纪南城遗址就是文献上的“郢”都[89]

自从楚武王、楚文王定都郢城之后,“郢”成了楚国都城的固定语码与特殊符号,从此无论发生什么变故,都城迁至何处,“郢”都是楚国都城的名字。“郢”成了国家、君王的象征,是楚国人的旗帜,是楚国人的希望,是楚国人的归宿,是楚国人的骄傲,也是楚国人的凝聚力之所在。楚惠王时,因白公胜之乱导致郢都残破,而以鄢邑为陪都,则称为“鄢郢”;顷襄王迁都陈城,则称为“郢”或“郢陈”或“陈郢”;楚考烈王迁都寿春(安徽寿县),仍称为“郢”或“新郢”。楚国灭亡后,人们对国家的留恋与怀念主要通过对郢都的纪念来表现的,以寿春(寿县)为中心的皖中地区,往往用“郢”来为村庄易名,所以至今这一带称为“郢”的村庄仍然多如牛毛,如寿县就有方郢、俞老郢、赵家郢子、旗杆郢、小郢子,新高家大郢、闸口郢、大树郢子、下郢、西郢、墩塘郢,瓦房郢等,不胜枚举。长丰、六安、肥西、霍邱、凤台、颖上、淮南、舒城、合肥、肥东、阜阳、利辛、怀远、阜南、临泉、蚌埠、凤阳、嘉山、滁县、来安、全椒、含山、庐江等二十多个市县均有以郢作为乡村之称的地名分布[90],可谓比比皆是,构成一道独特的“郢”文化、“郢”情结风景线。

对于屈原来说,郢都,还是他精神寄托的载体。东方朔《七谏》曰:“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国”即都城,说明屈原出生于楚国都城“郢”,即今湖北江陵。屈原《哀郢》一方面说“去故乡”、“去闾”、“去终古之所居”,一方面又说“出国门”、“发郢都”。而抒写流放途中思念郢都之情,亦分为两组:“故都”、“郢路”与“故乡”、“首丘”。而诗中的“龙门”、“夏之为丘”、“两东门”,则是指郢都标志性的印象特别深的建筑。所以,我们论定《哀郢》是一首思国念乡之作,“哀郢”者,哀郢之将亡而己不得返也,其诗凄婉动人,如泣如诉,是思乡,又是恋阙;是怨君,又是忧国,“家”、“国”、“君”,使“郢”成了诗人的聚焦点[91]。可以想见,由于屈原对郢都表达了这种一往情深的眷恋,由于屈原具有的震撼人心的郢都情结,显示出执著的挚热的不可压抑的爱国之情——进一步强化、扩展了楚人对国家、对郢都的挚爱与眷恋之情,对楚国爱国主义传统的形成,具有极大地激励与推动、深化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言,这等作品,真所谓“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任凭是铁石人,读了怕都不能不感动哩”[92]

 

十一、楚成王熊恽~屈完、屈御寇(息公子边)、

屈子赤角(息公子朱)

1.“堵敖”、“成王”、“邛仲嬭”兄妹考

《史记·楚世家》曰:“(文王)十二年,伐邓,灭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为庄敖。庄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庄敖代立,是为成王。”

熊囏,《左传》称为“杜敖”,洪兴祖《楚辞补注》曰:“杜敖,即堵敖也。”朱起凤《辞通》卷八云,“堵杜同音通用,庄敖乃杜讹为壮,又变作庄。”《左传·庄公十四年》云:“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据《史记·楚世家》载,楚文王六年娶息妫,十三年文王卒。因此,庄敖即位最多6岁。庄敖即位五年(《左传》记为三年)后发生的“杀弟袭弑”夺位事件,乃楚国大臣之间的争斗所为,成王则以幼冲即位。故屈原《天问》云,“吾告堵敖,以不长。”案:《左传·昭公十三年》杜预注:“楚不成君无谥号者称敖。”此说容易引起误解,但自武王之后,楚君皆谥为“王”,只有不得善终者,才未谥王号而谥以敖号,如堵敖。故毛奇龄《天问补注》云,“楚人以不成君与无谥号者皆谓之敖,前此若敖霄敖,已不可考。若见于《春秋》者,如麋被弑,称郏敖,以无谥号;子干被弑,称訾敖,以未成君。两义不同。则故堵敖之敖,亦只以无谥号耳,非未成君也。”“杜敖”、“庄敖”、“堵敖”,当以“杜敖”为准,因为杜敖被弑后,葬于云杜,古谥为杜敖,即今湖北沔阳县西北,汉于此置云杜县[93]

又,《楚王媵邛仲南钟》铭文云:“楚王媵邛仲南龢钟”,“”即芈,“邛”即“江”,江国;“仲”,排行第二;郭沫若认为“成王熊恽之妹有江芈者,或即邛仲嬭”[94]“楚王”即楚成王。此钟为楚成王为其妹所作器[95]

2.《天问》“爰出子文”考释

《史记·楚世家》曰:“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是楚地千里。”“天子赐胙”,说明在成王时终于实现了楚人多年来请周天子“尊号”的愿望;而“楚地千里”,与“土不过同”一样,亦属夸饰之词,并非实指[96]

又,成王平定“子元之乱”之后,起用斗穀於菟,即令尹子文。这是楚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楚国春秋时有两位著名的令尹,一是斗穀於菟,二是庄王时的孙叔敖。关于斗穀於菟的出生与家世。

《左传·宣公十年》曰:“初,若敖娶于,生斗伯比。若敖卒,从其母畜于,淫于子之女,生子文焉。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实为令尹子文。

屈原《天问》云:“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洪兴祖《考异》引一本作:“何环闾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荡,爰出子文。”孙作云认为,应从“何环闾穿社”四句,且王逸所见,亦为此本,故其注文可以与此对应[97]。柳宗元《天对》曰:“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归”,并自注曰:“爰出子文,哀今无此人,但任子兰也。”显然,屈原是感伤怀王时没有子文这样的人才,并不否认斗伯比与女野合而生子文之事。就连班固自叙家谱也不忌讳、回避此事,《汉书·叙传》曰:“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子文出生,弃于瞢(梦)中,而虎乳之,楚人谓乳穀,谓虎於檡(菟),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案:国地望,当在云梦。云梦泽离国很近,1989年出土的云梦龙岗秦简记云梦泽在秦代属于禁苑,称为“云梦禁中”,持“云梦节”者出入受到优待。从此简的出土地点与内容综合考察,子文被弃的“梦中”,与“故郧城”相去不会太远[98]。而且今湖北省云梦县城东郊有东周时代的古城遗址,古城西北十公里处利塘驿(今云梦县义堂镇),自古有“於菟乡”之称,相传为斗穀於菟的故里[99]。至于令尹子文“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左传·庄公三十年》)等业绩,兹不赘述。

3.屈完御齐

屈完,楚成王时任将军。事迹见《左传》僖公四年。《史记·楚世家》曰:“(成王)十六年,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陉山。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与桓公盟。”《史记·齐世家》云:“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高士奇《左传姓名考》曰:“屈完,屈重子。”《春秋·僖公十年》曰:“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左传·僖公四年》载: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综上,屈完不仅不畏权势、有胆有识,而且也统帅军队作战,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的记载,都反映了这一点。

案:史书并未明言屈完任莫敖之职,仅言“将军”。宋公文云:“屈氏家族世掌莫敖。屈完‘将兵’或签盟的权能,颇类其前的莫敖屈瑕和屈重,故可推知召陵之盟前后他职为莫敖。” [100]赵逵夫进而补充,《春秋公羊传》记此事,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莫敖即属大夫之阶,故云。但赵氏又提出,屈完应为息公兼莫敖之职[101]。鉴此,基本可以认定屈完继任莫敖。至于“息公”之说,由于证据不足,暂不取。

4.屈御寇(息公子边)

屈御寇,字子边,楚成王三十七年(前635)任息公。事迹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息,《左传》作“息”,《说文》卷六邑部“鄎”条、《玉篇》卷二邑部“鄎”、《春秋左传正义》隐公十一年引《释文》,皆作“鄎”。息、鄎,实为一字,《说文》卷十心部“息”条:“从自,自亦声”。关于楚灭息的时间,《左传·庄公十四年》曰:“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鲁庄公十四年,即楚文王十年(前680),徐旭生提出,“考楚的灭息是因为蔡哀侯败于莘怀恨,那末,应在庄公十年九月以后。到庄公十四年秋天息妫已经生了两个孩子,那么,灭息当在庄公十年冬至十二年间”[102]。关于息国的地望,楚灭息,设息县,故址在今河南息县西南、淮水北岸,《左传》隐公元年杜预注曰:“息国,汝南新息县。”鄎,《说文》:“鄎,姬姓之国。在淮北。从邑,息声。今汝南新鄎。”据考古工作者调查,在今息县西南约10里的城郊乡徐庄村青龙寺一带,有一座古城废墟,残址约一平方华里,地面略有断续残垣可见,从城内外出土的陶器残片分析,上限不晚于春秋,下限在汉以后[103]。当即古息国、汉晋新息县之所在。息县,不仅是楚国经略淮域、图霸中原的桥头堡和前沿阵地,而且楚人还建立了一支实力强大的地方兵团——息县之师,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晋、吴诸国的长期军事行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息县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息公的特殊地位。屈御寇任息公,当为楚国地方军政要职。《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楚僭号称王,其守县大夫皆称公。”

案:关于屈御寇的世系渊源,史书没有记载。赵逵夫以为“屈完之子”[104],何光岳列为屈重之后,与屈完同辈[105],均属推测。

5.屈子赤角(息公子朱)

又,1975年湖北随县涢阳出土的铜簠,其铭文有:“楚屈子赤角媵仲嬭璜飤簠”,此器为屈子赤角为他的次女嬭(芈)璜作的媵器。赵逵夫据《左传》记屈御寇,以“屈御寇”与“息公子边”互见;而《左传·文公三年》有“息公子朱”,杜预注:“楚大夫,伐江之帅也。”又以春秋时县大夫世袭的传统,论定屈御寇被秦俘虏之后,其子屈赤角继任息公,为息公子朱。“赤角”是名,子朱是字[106]。这一结论为考古学界所接受,刘彬徽即采用此说,并进而提出,屈子赤角即屈荡之父,此铭中的嬭璜为屈荡之妹,嬭璜出嫁时很可能屈荡已为楚王之戎右,以此推论,此器之作和屈叔沱戈一样当在公元前597年左右[107]

 

十二、楚庄王熊侣~屈荡、屈巫

1.屈荡

屈荡,其事迹见《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十七年(前597)晋楚泌之战,屈荡为左广(楚王近卫左军)之右(主帅战车之右乘)。楚王乘此车逐晋之赵旃,“赵旃弃车而走林,屈荡博之,得其甲裳。”楚军大胜。“王见右广,将从之乘,屈荡户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自是楚之乘广先左。”杜预注:“户,止也。”因此,赵逵夫说“屈荡是一个勇健敏捷、临事敢谏、持志恒久、行事有终的人”[108]

案:出土铜器有两件“屈叔沱戈”,一件为:

楚屈叔沱屈之孙(胡部)

□□□□□□(内部)

楚王之元右,王钟(内部背面[109]

第二件为湖南收集,铭文为:

楚屈叔沱之用(胡部[110])。

这两件戈铭表明,器主即屈叔沱,乃楚王族成员。元右,即“戎右”,《周礼·夏官》曰:“戎右掌戎车之兵革使。”贾公彦疏云:“戎右者,与君同车,在车之右,执戈、盾,备制非常,并充兵中使役,故云掌戎车之兵革使,谓执兵著甲之使也”。崔恒昇认为,“右”为车右,即《周礼·夏官》之“戎右”,因战时与君同车,在车之右,执戈盾,以备非常,并充兵车使役及其他在车中役使之事。因其地位极其重要,故称元右。元者大也,元右犹楚司马之称大司马一样[111]。铭文内容为:屈叔沱为之孙,充任楚王战车元右之职。何浩考证,屈叔沱即楚晋泌之战(前597年)中为楚庄王熊侣“戎右”的屈荡,荡为名,叔沱为字,沱、荡音近义通。并认为第6字为“完”,表明他是屈完之孙[112]

于是,屈氏的世系研究可能获得大的突破:如果,何浩“屈荡乃屈完之孙”的推断不错的话,如果,赵逵夫“屈御寇为屈完之子”的推断不错的话,则将两个明确的世系带连接起来:屈瑕——屈重——屈完;屈荡——屈到——屈建。《世本》曰:“屈荡,屈建之祖。”又《左传·襄公十三年》杜预注:“屈到,屈荡子。”

《国语·楚语(上)》韦昭注:“屈到,楚卿屈荡之子子夕也。”当然,这仅仅是推论,而且还有两个假设的环节需要实证。又,赵逵夫的辈份排列是:屈完——屈御寇——屈赤角——屈荡,这一排列与“屈荡乃屈完之孙”的结论是矛盾的,那么,铭文中的“孙”则为“曾孙”了。赵氏既指出“屈荡为屈完之孙”,又论定屈御寇为屈完之子,屈赤角为屈御寇之子,这一辈份上的矛盾也被忽略了,是为缺憾。

2.屈巫、屈狐庸

屈巫,又称“巫臣”,字子灵,楚庄王时为申县县公。又称“申公巫臣”。顾栋高《春秋列国卿大夫世系表(下)》“屈巫臣”与“屈荡”同辈[113],何光岳《屈氏世系表》以“屈巫臣”为“屈荡(叔沱)之子” [114]。均无实据。屈巫事迹见《左传》宣公十二年至成公七年。

屈巫的情况比较复杂,他对楚国做过贡献,用楚共王的话来说,就是“为先君谋也则忠”:其一,楚庄王十七年(前597)伐萧时,申公巫臣进言“师人多寒”,于是“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因而攻下萧城(《左传·宣公十二年》)。其二,楚庄王十六年(前598)伐陈后,庄王与公子侧(子反,任司马)欲娶原陈大夫夏征舒之妻夏姬,均为巫臣劝止,庄王于是将夏姬赐给连尹襄老(《左传·成公二年》)。其三,楚庄王十九年(前595),楚围宋之役,师还。子重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王许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王乃止。子重(公子婴齐,楚庄王弟,任令尹)是以怨巫臣(《左传·成公七年》)。

但巫臣也因为夏姬而跑到晋国。《左传·成公二年》载,连尹襄老于楚庄王十七年死于晋楚邲之战,巫臣先遣夏姬去郑,随即求得郑伯同意以夏姬为妻。楚共王二年(前589),巫臣借使齐之机,“尽室以行”,携夏姬由郑奔晋。晋人以为邢大夫。楚共王评云:“其自为谋也,则过矣。”

由此引出一系列问题:《左传·成公七年》载,由于巫臣与子重、子反结怨,“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巫臣决定报仇,楚共王七年(前584),巫臣作为晋使至吴,“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促成晋吴联盟,共同对楚,“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

屈巫的所作所为,颇令人感叹:他是一个足智多谋、能言善辩的人,但缺乏屈氏家族一贯的传统与作风,没有对楚国、楚王恪守忠诚,因为一个女人而改变了自己的操守,不仅落户晋国,而且因为个人恩怨而与自己的国家为敌,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这一行为是极不可取的,也是屈氏家族中一个“特殊”的遗憾。尽管他促成晋吴联盟,共同对楚,也有学者指出,楚国长期推行公子执政的政治体制,往往借机对楚国王室远亲贵族势力进行打击与抑制[115],屈巫携夏姬逃晋后,公子令尹子重、司马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左传·成公七年》)。屈氏之族受到了群公子的瓜分,使屈氏家族的势力与影响大大削弱。

 

十三、楚康王熊招~屈到(子夕)、屈建(子木)、屈荡

1.屈到、屈荡

屈到,事迹见《左传·襄公十五年》、《国语·楚语(上)》。《左传·襄公十五年》记:楚康王二年(前558):“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蔿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橐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厩尹。”

案:第一,这里所列都是重要职务,担任者均为公子贵族。第二,屈到任莫敖,已不同于屈瑕时代,已经名列令尹、右尹、大司马、右司马、左司马之后了。屈到担任莫敖的政绩不详,但从其子屈建的介绍来看,其职位与威望都是相当高的:“承楚国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训后世,虽微楚国,诸侯莫不誉。”(《国语·楚语(上)》)第三,此处“屈荡”系屈到同辈,与《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屈荡”为另一人,顾栋高《春秋列国卿大夫世系表》将这一“屈荡”列为屈申之父;姜亮夫采其说,又将此“屈荡”定为彼“屈荡”之子,与屈到并列[116];赵逵夫则认为,“此屈荡乃是屈建之子”,“乃是其祖屈到为纪念父屈荡而名之为‘荡’”,其依据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楚康王十二年,“楚薳子冯卒,屈建为令尹,屈荡为莫敖”[117]。这一处理,同样是建立在“莫敖”一职由屈氏世袭的前提之上,带有很大的推测成分,而且在辈份上颇难解释:父子同时担任国家要职,父亲任令尹,儿子任莫敖,这种情况很难同时出现。而且,《左传》杜预注:“屈生,屈建子。”如果屈建的儿子既有屈荡,又有屈生,杜预当会注明,不至于遗漏先任要职的儿子屈荡。唯一的解释是:此屈荡——屈申,与屈到——屈建——屈生,属于屈氏家族的两个系统,且大致同时,所以才出现“一时多少豪杰”的现象。

2.屈建

屈建,字子木,楚康王九年(前551)任莫敖,楚康王十二年(前548)任令尹。事迹见《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及《说苑·建本》。赵逵夫指出,屈建为屈氏人物重见于史料最多者,仅《左传》中数十见。由《说苑》看,他在共王后期就是一个很受信任的人。从《左传》看,他是一位很有头脑的政治家。他的思想和作风,同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颇为相近,他是楚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118]

 

十四、楚灵王熊围~屈申、屈生

1.屈申

屈申,楚灵王前期任莫敖,事迹见《左传·昭公四年》至《左传·昭公五年》。《春秋·昭公五年》曰:“楚杀其大夫屈申。”《左传·昭公五年》曰:“楚子以屈申为贰于吴,乃杀之。以屈生为莫敖,使与令尹子荡如晋逆女。”杜预注:“屈申,屈荡之子。”案:《左传·昭公四年》载:“使屈申围朱方,……克之。”屈申既为围朱方之帅,可见其官职不低。而《左传·昭公五年》载楚子杀屈申下,紧接“以屈生为莫敖”之语,可以说明屈申生前即任莫敖之职。清代张澍《世本·楚谱》“按”云:“荡生申,申亦为莫敖,事灵王。”

2.屈生

屈生,楚灵王时任莫敖。事迹见《左传·昭公五年》。其曰:“以屈生为莫敖,使与令尹子荡如晋逆女。过郑,郑伯劳子荡于汜,劳屈生于菟氏。”杜预注:“屈生,屈建子。”

 

十五、楚平王熊居~屈罢

1.平王之器

1978年在河南南阳市征集一件《楚子弃疾簠》[119],有铭文12字:“楚子弃疾择其吉金,自作飤簠”,裴明相认为,这个楚子弃疾,就是楚平王,楚平王登位之前名弃疾,之后改名熊居,此簠应铸于平王“称王之前”[120]

2.屈罢世系与职务

屈罢,楚平王时曾受命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事见《左传·昭公十四年》:“使然丹简东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使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

关于“屈罢”其人,顾栋高《春秋列国卿大夫世系表》将“屈罢”单列一系,且云“系未详”。姜亮夫《屈氏世系》未列;何光岳《屈氏世系表》将“屈罢”列为“屈生之子”、“屈春之父”,然未引证,不知何据。赵逵夫以为,“屈罢,应是屈生之子”,亦未说明理由与根据;又云,“平王朝未见有其他人为莫敖,则屈罢为平王朝之莫敖[121]”,亦属推测。

3.楚平王与景氏之始

关于楚国王族三姓“昭、屈、景”之“景”,亦与平王有关。案:景氏,从《庄子·庚桑楚》可知,亦为公族,与楚同宗。郑樵《通志·氏族略》称“以族为氏”,饶宗颐《楚辞地理考》曰:“景,盖亦楚公族,别为氏者”,“芈姓后”,“楚王族之强者”[122]。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曰:“景氏之先无可考,以《庄子》之意度之,亦楚封君之后也。”[123]徐中舒《巴蜀文化续论》以为景氏出于楚顷襄王,“顷襄王之顷,本当作景,顷、景古音同在耕部,故得相通,今云南傣族中有景颇、耿马等族,即当顷襄王之后。当白起拔楚鄢、郢,楚东徙寿春,这些楚王族的近支,就不得不各率其部属向西南奔窜”[124]。曾祥文《楚昭屈景三氏起源及其政绩》指出,“景氏最早出现于宣王之时,考虑景氏形成所需时间,让以音义,景氏应为简王之后”[125]。李玉洁亦云:景氏亦是出自楚王之后。由于史载不详,据推测,景、简同声假借,景氏可能是楚简王之后[126]。《古今姓氏书辩证》曰:“战国时,景氏世为楚相,景翠、景舍、尤其显者。后有景差,能赋。或云楚之公族,别为景氏。汉高纪:东阳人立景驹为楚王。文颖注曰:楚族,景氏驹名。高帝九年,徙齐楚大族,景氏、昭氏、屈氏、田氏、怀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好畤、华阳诸景是也。

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1号台基内出土一件青铜甬钟[127],称为《王卑命钟》,钲部和左鼓部有铭文12字:

秦。  王卑命      (钲部)

兢(竟)坪(平)。

王之定,

救秦戎。(以上鼓左部)

案:该钟命名及释读,采用刘彬徽说。因为从铭文看,文意不完整,应如下寺M1M2的编钟一样,由两件或三件钟的铭文合成一篇铭文,此钟仅是一套钟中的一件[128]。黄锡全连读“平”、“王”,指楚平王[129]。李零则释为:

秦王卑命    (钲间)

兢坪王之定救秦戎    (鼓左)

李零认为,“兢坪”应读“景平”,是楚平王的双字谥,如“献惠王”省称“惠王”、“顷襄王”省称“倾王”或“襄王”;“定救秦戎”是指定婚于秦,“救”读为“逑”;铭文讲楚秦联姻之事[130]。案:李零“兢坪”连读,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亦有据,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竹简10:“柬(简)大王”,即“简王”;又简109:“聖”,“”即“”、“桓”,寿县楚王墓出土的《曾姬无卹壶》称“聖之夫人无卹”,刘节《古史考存》第133页:“聖夫人即声桓夫人。[131]望山简“聖(声)(桓)王”亦省称为“声王”。而包山楚简有“兢氏”11人,见《包山楚简》简68、81、90、110、118、121-123、131、155、163、180、187[132],徐全胜既以为“兢氏”即《姓苑》中的竟氏,同时又指出,“复疑兢氏即文献之景氏”[133]。李零则指出,“他的后一种考虑才是正确的”。因为:楚平王的谥名本来是作“兢坪(平)”;“兢平”的“兢”字,根据谥法命名和文字通假惯例,正好应该读为“景”。楚文字中的“兢”氏,其实也就是古书中的“景”氏,它的来源是楚平王谥号中的“景”氏[134]

案:李零之释,还能找到旁证:1984年长沙收集《燕客铜量》铭文有“工差(佐)兢之”[135]1981年5月至1989年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工作站在江陵县九店发掘东周墓596座,在墓地出土了一枚楚印,有4字:“竞人之鉨(玺)”,竞,即“景”氏[136]。何光岳则从地名演变的角度提出,竞,或为“竟”,《史记·春申君列传》曰:“(白起)拔鄢郢,东至竟陵。”秦置竟陵县,在今湖北天门县西北。竟陵,又作景陵[137],这恐怕是后话了,在楚文字中,“兢”氏即“景”氏,则是明确的。

 

十六、楚昭王熊珍~莫敖大心(屈大心)、屈春

1.楚昭王熊珍(轸)

《楚子簠》铭文有“楚子铸飤鼎”,郭沫若认为指考烈王熊元,夏渌以为,“楚考烈王东徙都寿春,距楚亡仅三十余年,不当放弃王号而改称‘楚子’,今见《熊章钟》称楚王熊章物证俱在,距此一二百年后,诸侯有称帝者,楚虽益弱,当不至于自称楚子,著于彝铭。”因此,夏渌提出,“”,当释为“”、“”,从争得声,当以昭王熊珍为近,《春秋》三传作“楚子轸”,故楚昭王名 [138]。《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则收入《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两篇,凡十九简,均记载楚昭王之事[139]

2.昭氏之始

关于昭氏,谢无量转述刘师培之言:“昭姓源流不可考,后世亦无昭姓。”[140]但学界均以为出自楚昭王,以谥为氏”。郭沫若《屈原研究》曰:“昭是楚昭王的支庶”,并自注:“楚昭王名珍与鲁昭公同时,在春秋末年。”[141]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指出,“昭为楚昭王之后,受姓于昭”[142];饶宗颐《楚辞地理考》曰:“昭盖出自楚昭王。邓名世曰:‘楚昭王熊轸有复楚之大功,子孙繁衍,以谥为氏。’”[143]出土文字作“邵”。上海博物馆藏《邵王之諻鼎》、《邵王之諻簋》铭文“邵王之諻”,邵王,即昭王,楚昭王。张政烺指出,諻,即“媓”,《方言》“南楚瀑、洭之间母谓之媓。”“邵王之諻”,即“楚昭王之母也”[144]又,曾任楚怀王司马和令尹的昭暘(或作昭揚),《鄂君启节》作“大司马邵陽败晋师于襄陵之岁”,“邵陽”,殷涤非、罗长铭释为“昭陽”,即《史记·楚世家》之柱国昭陽[145]。包山二号楚墓竹简103、115简均有“大司马邵陽败晋师于襄陵之岁”[146],亦即“昭陽”。又,包山二号墓主为“邵”,官职为左尹,在楚怀王时期主管司法工作,等级身分为“大夫”,下葬于公元前316年楚历六月二十五日[147]。根据简文记载,墓主生前曾多次祷邵(昭)王,每次都排列在首位,用牲均为”,按照先秦时期以王号为后代之氏的习惯,楚邵(昭)王应为邵(昭)这一支的始祖[148]。所以,战国三大姓之一——昭氏源于楚昭王[149]

3.莫敖大心考

莫敖大心,楚昭王前期任莫敖,死于吴楚柏举之战。事见《战国策·楚策·威王问于莫敖之华章》:昔者,吴与楚战于柏举,两御之间,夫卒交。莫敖大心抚其御之手,顾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国亡之日至矣!吾将深入吴军,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与大心者,社稷其庶几乎!”故断脰决腹,壹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150]

吴师道《战国策校注补正》曰:“《左传》柏举之战,楚大夫史皇以其乘广死,司马沈尹戌伤而死,句卑刭而裹之。司马戌即大心也,叶公诸梁父也。”案:沈尹戌,亦见于《左传·定公四年》,即“左司马戌”,据宋公文考证,沈尹戌自昭王元年出任左司马,至昭王十年战死,其官职始终未变;而且沈尹戌未参加柏举之战,所以莫敖大心非沈尹戌[151]。相反,宋公文认为,“莫敖为屈氏世官,故大心必为屈氏”[152]

4.屈春

屈春,生活年代大致为楚灵王至楚昭王之间,具体时间不详。事迹见《说苑·臣术》,云楚某令尹死后,景公遇成公乾,二人讨论“令尹将焉归”,成公乾则预料“资多”的屈春将继任令尹,主持楚政。但屈春最终并没有担任令尹,“政其归于屈春乎”只是一种推测。吴静安提出,屈春是楚惠王时的令尹[153]。此说不确:其一,《说苑·辨物》云:“王子建出守城父,与成公乾遇于畴中”,据宋公文考证,王子建出守城父在楚平王六至七年(前523-前522)。屈春与成公乾同时,则主要活动时期在楚灵王、楚平王之间,下限不会超过楚昭王前期[154]。其二,唯一的依据就是屈氏有从莫敖升任令尹的先例,而这一先例几乎没有代表性,因为上述屈氏任莫敖者凡八人:屈瑕、屈重、屈完、屈到、屈建、屈申、屈生、屈大心,只有屈建一人从莫敖晋升令尹,其他均为终身最高任职。所以,从“令尹”反推“莫敖”的思维方式是值得商榷的。赵逵夫就是这样推论的:“从成公乾推断屈春有可能为令尹,则一定是有能力、有威望之人,而且已有一定地位,看情况应是任莫敖之职。[155] 

 

十七、楚惠文王熊章~屈建、屈庐、屈固

1.屈建

屈建,事见《淮南子·人间训》、《说苑·权谋》。

《淮南子·人间训》曰:屈建告石乞曰:“白公胜将为乱。”石乞曰:“不然。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其家无筦籥之信,闕(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而乃论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胜果为乱,杀令尹子椒、司马子期[156]

高诱注:“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党。”

《说苑·权谋》亦载:石乞侍坐于屈建,屈建曰:“白公其为乱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于室无营,所下士者三人,与己相若臣者五人,所与己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为乱?”屈建曰:“此建之所谓乱也。以君子行则可于国家,行过礼则国家疑之,且苟不难下其臣,必不难高其君矣。”处十月,白公果为乱[157]

案:《左传·哀公十六年》载,楚惠王十年(前479)七月,白公胜带兵入都,“杀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而屈建之预言,则在三年之前(前482)或十月之前。关于这位“屈建”,历来有争议:或云“屈到子,字子木”,但卢文弨《群书拾补》引孙志祖曰:“白公与屈建不同时,此记讹。”按之楚史,屈建(子木)在楚康王十二年(前548)接任令尹,三年后即去世。对此,有两种理解,赵逵夫认为,“屈建的玄孙亦名‘建’,未为奇也。因为子木在屈氏历史上确实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158]。而宋公文认为,屈建与石乞的一段对话,“是出于某些封建士人的臆造。用这种纯属伪造的史料来给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定性,这不能认为是一种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159]。相比较而言,宋氏的分析更加可信一些,假托楚国历史上的名臣之口,对白公胜之“乱”作出贬斥性分析,是比较正常的,更何况屈建是一位很有头脑的政治家。他的思想和作风,同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颇为相近,他是楚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160]

2.屈庐

屈庐,事迹见《新序·义勇》:“白公胜将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马皆死,拔剑而属之于屈庐,曰:‘子与我,将舍子;子不与我,必杀之。’庐曰:‘子杀叔父,而求福于庐也,可乎?吾闻知命之士,见利不动,临死不恐。为人臣者,时生则生,时死则死,是谓人臣之礼。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胜乃内其剑。”[161] 

赵逵夫据“令尹、司马皆死,拔剑而属之于屈庐”之句推测,屈庐“为莫敖明矣”[162]。根据尚嫌不足。

3.屈固

《史记·楚世家》载:“白公胜怒,乃遂与勇力死士石乞等袭杀令尹子西、子綦于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从者屈固负王亡走昭王夫人宫。”又,《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此事,云负王者为“圉公阳”,或为同一人。赵逵夫解释,“圉”即“圉师”,“掌教圉人养马”。事变起,白公胜劫王,圉师公阳仓卒从之。公阳,为屈固之字[163]

 

十八、楚简王熊中、楚声王熊当~屈将

屈将,又称“屈将子”,事迹见《太平御览》卷四三七引《胡非子》。胡非为楚人,墨子弟子,屈将从胡非游,应为墨子再传弟子。对此,赵逵夫考之甚详[164],此不赘。唯文中云屈将“解长剑、释危冠”,有助于对《离骚》、《涉江》关于抒情主人公形象的理解。

 

十九、楚悼王熊疑~屈宜臼、屈(上)

1.屈宜臼

屈宜臼,事迹见《说苑·指武》、《淮南子·道应训》、《史记·韩世家》。

《说苑·指武》载:吴起为苑守,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为苑守,先生将何以教之?”屈公不对。居一年,王以为令尹,行县适息,问屈宜臼曰:“起问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为令尹,先生试观起为之也。”屈公曰:“子将奈何?”吴起曰:“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屈公曰:“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阴谋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弃,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鲁兵,不宜得志于齐,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闻之曰:‘非祸人不能成祸。’吾固怪吾王之数逆天道,至今无祸,嘻!且待夫子也。”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爱而笃行之,楚国无贵于举贤。”[165]

案:原文“尚可更乎”下原衍“屈公曰不可,吴起曰起之为人谋”十三字,今从朱骏声校宋本删去,因《淮南子·道应训》作:“吴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爱而笃行之。”进而可证,《说苑》“成刑之徒”宜从《淮南子》“成形之徒”。又,[日]尾张关嘉《说苑纂注》指出“末句文理不相属,语有脱误”,亦颇有理,故《淮南子》干脆将“楚国无贵于举贤”半句删除。然于屈原研究,则为一大证据,因为“举贤授能”是屈原的主要政治主张,而屈宜臼这一思想,多少反映了屈氏家族的某些传统,虽然只有半句,但弥足珍贵,是一个很好的旁证。

据《韩非子·和氏》载,吴起变法,“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则吴起变法一周年而悼王死。吴起变法行之期年,不等于吴起任令尹只有一周年,应该还有一个准备阶段;而吴起任令尹前还任苑守一年。所以,郭沫若认为,吴起由魏入楚之年,在楚悼王十八年(前384)[166],赵逵夫认为在楚悼王十九年(前383)[167]。两说相较,郭沫若说,更准确一些,这样就包括了吴起任令尹之后准备变法的时间,大约一年。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吴起初见屈宜臼的时间在前384年左右。至于屈宜臼当时是否年轻?则不得而知。而《说苑》言“屈宜臼”、“屈公”,《淮南子》言“屈宜若”、“屈子”,当指一人,亦透露出大致的年龄信息:属于比较成熟的阶段,年龄不会太轻。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个习俗:对屈氏家族博闻强志、娴于辞令、能言善辩之士,既可尊称为“屈公”,又可尊称为“屈子”。

又,《史记·韩世家》载:(昭侯)二十五年,旱,作高门。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人固有有利不利时。昭侯尝利矣,不作高门。往年秦拔宜阳,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谓‘时绌举赢’。”二十六年,高门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门。

案:韩昭侯二十五年,即楚威王二年(前338),此时的屈宜臼,已是吴起求教的四十六年之后,肯定是暮年光景了,一是敢于对国君行为发表评论;二是预言有相当的准确性;三是有比较成熟的政治观——民本思想。

基此,屈宜臼的身份不同寻常,不仅被尊称为“屈公”、“屈子”,而且政治地位颇高,对国家政治生活有较高层次的干预,令尹向其请教治国之策,对别国国君的行为密切关注,并准确判断,所以有人称屈宜臼是“屈氏世家大族的要员”[168],这一分析颇有道理,能够接受。但赵逵夫据向宗鲁《说苑校正》“屈宜臼盖守息大夫”推论,“息大夫”也即“息公”,故文中亦称屈宜臼为“屈公”,进而提出,“由于楚国在战国初期仍然存在的奴隶制的宗法制度,宗族的职务基本世袭,则屈宜臼应是屈原的祖父”[169]。这一结论实在下得过于简单化了,即使将“息”、“息大夫”、“息公”、“屈公”全部相等,也得不出“屈宜臼”为“屈原祖父”的结论,更何况“息”、“息大夫”、“息公”、“屈公”四者之间还不能完全相等,推测、推论的成份过多,不能成立。

2.屈(上)

《楚燕客铜量》铭文有楚“罗邑连嚣屈”,案:“”,又作“”,均为“上”字异写[170]。石泉则直接称为“屈上”[171]。此铜量为战国中晚期物,赵逵夫据包山楚简166、183号“臧嘉”考释,屈上应生活于楚宣王、威王和怀王前期[172]。此说可参。

 

二十、楚怀王熊槐~屈匄、屈景、包山楚简“屈氏”

1.屈匄

屈匄,楚怀王时任大将军。事迹见《史记·楚世家》、《史记·秦本纪》。《史记·楚世家》载,“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案:楚怀王十七年,即公元前312年。《史记·张仪列传》则云“秦齐共攻楚,斩首八万,杀屈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有“乘屈匄之敝”之句。屈匄,又作“屈丐”、“屈盖”,《史记·韩世家》记其事,云“楚将屈丐”;《战国策·秦策二》作“屈盖”,当为一人。左言东以为,“大将军”为战国时楚国军队最高统帅[173],而且仅屈匄一人担任过此要职。姜亮夫《史记屈原列传疏证》将“屈匄”列为屈原的父辈;何光岳《屈氏世系表》将“屈匄”、“屈盖”分为二人,误;但均排列在屈原父辈。

2.屈景

屈景,事迹见《说苑·君道》,云燕昭王礼贤下士,“屈景闻之,从楚归燕”。此事又见于贾谊《新书》。案:燕昭王即位在公元前311年,即楚怀王十八年,赵逵夫认为,屈景“于楚怀王十九年以后至燕国”,“推测屈景之年岁,大约与屈原相近”[174]

3.包山竹简“屈氏”

包山二号楚墓的年代为楚怀王前期,上限为“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即公元前322年;下限为“大司马(悼)(滑)救郙之岁”,即公元前316年,亦即墓主邵(昭)的下葬之年[175]

包山二号楚墓竹简记载“屈氏”凡11人:

7,大莫嚣屈昜

62,安陆之下隋里人屈犬

67,

87,屈(貉)

121,大尹屈

130,恒思少司马屈挚

157,邚邑之攻尹屈惕

169,湛母邑人屈庚

176,新大厩屈为人

190,东反人屈貯

223,屈宜(楚国贞人)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简7大莫嚣屈昜,“莫嚣”即“莫敖”,《战国策·楚策一》“莫敖大心”,《淮南子·修务训》作“莫嚣大心”。《史记·曹相国世家》有“大莫敖”,《汉书·曹参传》作“大莫嚣”。出土文字亦作“嚣”,《楚燕客铜量》铭文有“莫嚣臧无”;曾侯乙墓竹简作“大莫”,亦即“大莫敖”。有论者提出,由于楚国地方行政机构也设莫敖,所以中央行政机构的“莫敖”就称为“大莫敖”,显然,这一推论还缺乏实证材料。“大莫敖”当即“莫敖”,别无他义。

案:赵逵夫提出,包山楚简中的“屈昜”是屈原的父亲。其理由是“屈昜于楚怀王八年以前曾任大莫敖之职,而莫敖春秋时代为屈氏世职,战国时也有别氏担任的情况,但也应主要为屈氏担任”[176]。这一引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历来关于莫敖为春秋时屈氏世职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春秋期间有明确记载屈氏家族担任莫敖的只有5人,即屈瑕、屈重、屈到、屈建、屈生,另推论屈完、屈申担任过莫敖,推论担任过莫敖的大心为屈氏,则总共只有8人;至于说战国时主要由屈氏担任之说,更加没有根据,因为只有屈昜任大莫敖一例。第二,即使屈氏在春秋战国时期世袭莫敖之职,也不能因为屈昜担任大莫敖,就推论出“屈昜是屈原的父亲”的结论。这一结论与推论屈宜臼为屈原祖父一样过于简单、草率,不能成立。又,《悲回风》曰:“孤子吟而抆泪兮,放子逐而不还。”蒋天枢指出,古谓死国事者之子为孤子,故推断屈原其父殉国战死[177]

 

二十一、楚顷襄王熊横~屈署

屈署,事迹见《战国策·楚策四》“长沙之难章”。云昭盖建议:“不若令屈署以新东国为和于齐”,太子(横)“遽令屈署以东国为和于齐”。鲍彪注曰:“此即子良之策,盖与署偕。”诸祖耿曰:“战国后期,秦最惧楚结齐,屈原即主联齐以摈秦者。屈原败,楚遂日削。此屈署不知其为屈原何人也。”[178]

 

结语

1.屈氏在春秋、战国两个阶段均为大姓,历久不衰。

春秋大姓为四:鬭、成、屈、蔿。当时的王朝大臣,除王族外,主要由这四族的显贵担任。清代陈厚耀《春秋氏族谱》卷下述楚公族有:鬭、成、屈、蔿、熊、阳、申叔、申、伍、潘、沈、观、伯等。清代顾栋高《春秋列国卿大夫世系表》的楚表列出:鬭、成、蔿、屈、阳、囊、申、潘、伍等族。李零指出,鬭、成、屈、蔿四家均处于楚王之后,鬭氏、成氏是若敖之后,蔿氏旧说蚡冒之后,现在看来,也许是熊严四子中的第三个儿子,即叔熊(或叔堪)的后代,河南淅川下寺、和尚嶺和徐家嶺的楚墓就是这一氏族的墓地[179]

而战国大姓为三:昭、屈、景仅见于《战国策》的三大姓就有:(1)昭氏:昭盖、昭剪、昭睢、昭鱼(或昭献)、昭侯、昭衍、昭鼠、昭应、昭常、昭阳(或昭扬)、昭忌、昭厘侯、昭奚恤;(2)屈氏:屈署、屈盖;(3)景氏:景舍、景鲤、景阳、景翠[180]。仅包山楚简就记载三大姓:邵(昭)氏10人,兢(景)氏11人,屈氏11人[181],仍可见昭、屈、景三族的地位与影响。

李零指出,整个春秋时代,屈氏的地位比鬭、成、蔿要低,他们的成员,只有屈建当过令尹,其他多是担任莫敖。但四族之中,到战国时期还能维持大族地位而不衰,只有屈氏。屈氏的硕果仅存、后来居上,当与其它三族过早消耗于权力角逐,而屈氏始终不是斗争焦点有关[182]

2.战国三大姓昭、屈、景均源于楚王族,“与楚同姓”。

昭氏源于楚昭王,屈氏源于楚武王,景氏源于楚平王。因此,王逸对三闾大夫的解释是有根据的,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云,“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由此亦可见“三闾大夫”一职的地位、特殊的任务以及屈原与楚王族、楚王的关系。游国恩说过,“屈原是出身于贵族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贵族也有亲有疏,屈原虽然与楚王是一家,但在宗法上来说,他同楚怀王的关系还是很疏远的”。屈原自己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贱”和“贫”就说明他是一个没落的贵族,而不是什么拥有爵禄的封君或者封君的子孙了[183]P.256-257)。郭维森也说,“战国时代,屈氏势力较弱,比较著名的人物有被秦国俘虏了的大将军屈匄,再就是屈原了”[184]。而事实上,屈氏家族在战国时代,尤其是楚怀王时期还是职务较高、势力较大、责任较重、人数较多的,其中屈匄、屈原、屈昜都是身负国家重要职务的屈氏成员。

3.屈氏家族成员有一些共同的传统与特征。

第一,往往执掌要职,建功立业,有较高社会威望,如屈瑕、屈重、屈到、屈建、屈生、屈罢、屈匄、屈昜;第二,对楚国、对楚君恪守忠诚,如屈荡(左广之右)、屈大心、屈庐、屈固;第三,善于辞令,有理有节,维护楚国的利益,如屈完、屈建(楚惠王时)、屈宜臼、屈罢。总之,从整体上来看,屈氏家族有鲜明而强烈的传统与家风,这就是忠君、爱国,为楚国、为楚王效力,自觉主动,无怨无悔,愿意献出自己的青春、热血、才干乃至生命。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屈原的追求与苦恼,执著与渴望,以及用生命殉自己理想的精神源泉。

4.同时,春秋战国又是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社会意识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人们的价值取向、是非判断往往具有多重因素。就屈氏家族而言,既有至死不离开楚国的爱国者(如屈原),又有顺应潮流、出仕他国者(如屈景);既有以身许国、视死如归的志士仁人,也有贪图私利、损害国家的利己主义者。屈巫(申公巫臣)身上体现出的“忠君”与“自私”的矛盾行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反映了 “士”阶层政治选择的自主性与流动性,以及国家观念、国家意识,那时奔走于他国的,儒家有孔子、孟子、荀子,墨家有墨子,道家有庄子,法家有吴起、申不害、慎子、商鞅、韩非,兵家有孙武,农家有许行,名家有惠施,纵横家有苏秦、张仪之流,政治家有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李斯等。屈原本人始终没有离开楚国,但他对仕于别国的人不仅没有指责,相反羡慕、向往他们君臣契合,有所作为,如《离骚》云:“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惜往日》云:“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穆)兮 ,世孰云而知之?”至于《离骚》曾借灵氛之口说:“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也说出了屈原思想的矛盾、斗争以及对自身理想、操守的执著与坚持。

 

屈氏渊源与世系表

楚王

屈氏

职务或身份

材料来源

备注

高阳(颛顼)

 

 

《离骚》、《史记·楚世家》

 

 

 

《史记·楚世家》

 

卷章(老童)

 

 

《史记·楚世家》、《大戴礼·帝系篇》、包山楚简、望山楚简

 

重黎(祝融)

 

 

《史记·楚世家》、《国语·郑语》、《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包山楚简、望山楚简

 

陆终

 

 

《史记·楚世家》、《左传·昭公十二年》、《邾公锺》

 

季连

 

 

《史记·楚世家》、《大戴礼·帝系篇》、《路史·后纪》(八)、《楚季苟盘》、《楚屈子赤角簠》、《曾侯簠》、《曾孟嬭谏盆》、《楚王锺》、《王子申盏盂》

 

附沮

 

 

《史记·楚世家》

 

穴熊

 

 

《史记·楚世家》

 

鬻熊

 

 

《楚世家》、周原甲骨文、《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包山楚简、望山楚简、

 

熊丽

 

 

《史记·楚世家》

 

熊狂

 

 

《史记·楚世家》

 

熊绎

 

 

《史记·楚世家》、《左传·昭公十二年》、包山楚简、戴震《屈原赋注》

 

熊艾

 

 

《史记·楚世家》

 

 

 

《史记·楚世家》

 

熊胜

 

 

《史记·楚世家》

 

熊杨

 

 

《史记·楚世家》

 

熊渠

 

 

《史记·楚世家》、《史记·龟策列传》、《楚公戈》

 

挚红

 

 

《史记·楚世家》

 

熊延

 

 

《史记·楚世家》

 

熊勇

 

 

《史记·楚世家》

 

熊严

 

 

《史记·楚世家》

 

熊霜

 

 

《史记·楚世家》

 

熊徇

 

 

《史记·楚世家》

 

熊咢

 

 

《史记·楚世家》、《楚公逆钟》

 

熊仪(若敖)

 

 

《史记·楚世家》

 

熊坎(霄敖)

 

 

《史记·楚世家》

 

(蚡冒)

 

 

《史记·楚世家》

 

熊通(武王)

屈瑕

莫敖

《史记·楚世家》、王逸《楚辞章句》《史记正义》、《庄子·庚桑楚》、《左传》桓公十一年至十三年、

屈氏之始

屈重

莫敖

《史记·楚世家》、《左传·庄公四年》

屈瑕子

熊赀(文王)

 

 

《史记·楚世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世本》、《汉书·地理志》

 

熊囏(庄敖)

 

 

《史记·楚世家》

 

熊恽(成王)

屈完

将军(莫敖)

《楚世家》、屈原《天问》、《左传·僖公四年》

屈重子

屈御寇(子边)

息公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屈子赤角(子朱)

(息公)

楚屈子赤角簠》、《左传·文公三年》

 

熊商臣(穆王)

 

 

《史记·楚世家》

 

熊侣(庄王)

屈荡

左广之右

《左传·宣公十二年》、《屈叔沱戈》

屈建之祖

屈巫(巫臣)

申公

《左传·宣公十二年》、《左传·成公二年》、《左传·成公七年》

离楚仕晋

屈狐庸

 

《左传·成公七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吴越春秋》

屈巫子

熊审(共王)

 

 

《史记·楚世家》

 

熊招(康王)

屈到(子夕)

莫敖

《左传·襄公十五年》、《国语·楚语(上)》

屈荡(左广之右)子

屈荡

连尹

《左传·襄公十五年》

 

屈建(子木)

莫敖、令尹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至襄公二十九年、《说苑·建本》

屈到子

熊围(灵王)

屈申

(莫敖)

《左传·昭公四年》、《左传·昭公五年》

屈荡(连尹)子

屈生

莫敖

《左传·昭公五年》

屈建子

熊居(平王)

屈罢

简东国之兵

《左传·昭公十四年》

景氏之始

熊珍(昭王)

(屈大心)

莫敖

《战国策·楚策·威王问于莫敖之华章》

昭氏之始

屈春

 

《说苑·臣术》

有人说屈春将任令尹而终未任

熊章(惠王)

屈建

 

《说苑·权谋》、《淮南子·人间训》

 

屈庐

 

《新序·义勇》

 

屈固

惠王从者

《史记·楚世家》

 

熊中(简王)

屈将

 

《太平御览》引《胡非子》

墨子再传弟子

熊当(声王)

熊疑(悼王)

屈宜臼

屈公或屈子

《说苑·指武》、《淮南子·道应训》、《史记·韩世家》

 

 (上)

 

《楚燕客铜量》

 

熊臧(肃王)

 

 

《史记·楚世家》

 

熊良夫(宣王)

 

 

《史记·楚世家》

 

熊商(威王)

 

 

《史记·楚世家》

 

熊槐(怀王)

屈匄

大将军

《史记·楚世家》、《史记·秦本纪》

 

屈原

左徒、三闾大夫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报任少卿书》、王逸《楚辞章句》、《新序·节士篇》、东方朔《七谏》

 

屈景

 

《说苑·君道》

从楚归燕

屈昜

大莫嚣

包山楚简

 

屈犬

里人

包山楚简

 

包山楚简

 

(貉)

 

包山楚简

 

包山楚简

 

屈挚

恒思少司马

包山楚简

 

屈惕

邚邑之攻尹

包山楚简

 

屈庚

邑人

包山楚简

 

屈为人

新大厩

包山楚简

 

屈貯

 

包山楚简

 

屈宜

贞人

包山楚简

 

熊横(顷襄王)

屈署

 

《战国策·楚策四》

以东国为和于齐

熊元(考烈王)

 

 

《史记·楚世家》

 

熊悍(幽王)

 

 

《史记·楚世家》

 

熊犹(哀王)

 

 

《史记·楚世家》

 

负刍

 

 

《史记·楚世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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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research of the lineage of Qu-yuan

ZHOU Jian-zh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historical factors that the lineage of Qu has some overlap and phase separation with ethnic origin and kings of Chu, within the long-standing and well-established framework, to find the expanda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point. This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combing and full textual research of family members of Qu which were mentioned in excavated documents and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no exaggeration, no reasoning, no hypothesis, no oblivion and having according to each sentence. Based on these to prove and narrate the process of origin of three important family names of Zhao, Qu and Jing to have the same surname with kings of Chu. Drawing four conclusions through the research: Firstly, Qu was a noble family nam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Secondly, three noble surnames of Zhao, Qu and Jing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 headed from imperial kinsmen of Chu. Zhao headed from King Zhao of Chu, Qu headed from King Wu of Chu, Jing headed from King Ping of Chu. Thirdly, family members of Qu were often in charge of important positions. They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ir country, had higher social prestige, showed their loyalty to king and countryBesides, they all had communication, the wit, bright and strong family tradition. Fourthly, the claim that of the lineage of Qu was feeble in the period of Qu-yuan is wrong. In fact, family of Qu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 especially in the period of King Huai of Chu, was in high position, powerful, having heavy duty. And many family members of Qu, such as Qu-gai, Qu-yuan and Qu-yang occupied important positions in Chu.

Keywords: Qu-yuanlineagekings of ChuThree Family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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